在詩歌教材選編上，宋代也取得了很大突破。如至今仍在流行的《千家詩》，據(jù)說最早便是南宋詩人劉克莊選編的，不僅選了前朝名家的優(yōu)秀作品，還編入了當代詩人佳作。如第一首即是宋代著名理學家、詩人程顥的《春日偶成》：“云淡風輕近午天，傍花隨柳過前川。時人不識余心樂，將謂偷閑學少年?！?/div>
明清時期，雖然人們對詩歌已不如唐宋時期那么狂熱，但對詩歌的教學并沒有放松，詩歌一直是小學生語文課堂上的常規(guī)教學內容。明清時期流行的詩歌教材有《千家詩》、《神童詩》、《律詩訓》，此外還編寫了很多新課本。如明嘉靖四十四年進士，官至禮部尚書、東閣大學士的沈鯉便編有《義學詩訓》，且開宗明義即稱：“余既為義學，仿古-塾，乃為是編?！?/div>
沈鯉推薦的啟蒙詩歌很適合低年級學生，有的詩歌還被現(xiàn)代專家編入現(xiàn)代小學語文課本中。如唐代詩人李紳的《憫農(nóng)》：“鋤禾日當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誰知盤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，就是沈鯉當年首先選編出來的。
清代詩歌教材更多。如張伯行的《訓蒙詩選》、王錫元的《童蒙養(yǎng)正詩選》、劉霏的《童子吟》、歸繼光的《童歌養(yǎng)正》、李元度的《小學弦歌》等。清代影響最大的普及本詩歌讀本《唐詩三百首》，就是由乾隆十六年進士孫洙選編的，至今仍廣受歡迎。
明清時期詩歌啟蒙教材的突出特點，是聲律啟蒙類課本特別豐富，出現(xiàn)了《時古對類》、《千金裘》、《訓蒙駢句》、《聲律啟蒙》、《聲律發(fā)蒙》、《笠翁對韻》等不少新教材。作為學習寫詩、創(chuàng)作對聯(lián)的入門級優(yōu)秀教材，《聲律啟蒙》、《聲律發(fā)蒙》和《笠翁對韻》最有代表性，使用最多。這三本教材分別由清人車萬育、楊林蘭、李漁編著，其功能、結構都差不多。三本書的開頭如下—
《聲律啟蒙》：“云對雨，雪對風；晚照對晴空。來鴻對去燕，宿鳥對鳴蟲……”《聲律發(fā)蒙》：“天對日，雨對風，九夏對三冬。祥云對瑞雪，滴露對垂虹……”《笠翁對韻》：“天對地，雨對風，大陸對長空。山花對海樹，赤日對蒼穹……”
需要說明的是，《聲律啟蒙》最早由元人祝明編寫，清代的同類書應該是在祝明版基礎上編成的。
古代詩歌入選教科書也曾有分歧
清代晚期《社學章程》僅推薦《小學》《孝經(jīng)》等非詩歌類書目
如同現(xiàn)代教育界對詩歌入選教科書存在不同看法一樣，在古代，對什么詩該入選？學生該學什么？應該讀多少詩？也存在分歧。
宋人歐陽守道在《巽齋文集》“省題詩序”中記述：“壽翁來訪，與予縱言至省題詩，予嘆此詩幼學之所從事。而書肆所刊，或雜以輕薄子鄙褻語，口授之業(yè)不為刪擇，或反賞愛其流麗而使效習之……”歐陽守道為南宋后期教育家，從其所述來看，當時用于低齡幼兒教育的詩歌類讀本很多，但質量參差不齊，選編標準不統(tǒng)一，不少書商出于賺錢的目的隨意選編，這與今天一些書商亂編亂湊教輔教材很相似。
古代不少小學都是私塾或民辦學校，所用教材往往自選自編，由于老師水平不一、價值觀有異，在詩歌篇目的選擇和教學上往往會出現(xiàn)很大的差別。如明代教育家魏校、黃佐、呂坤，三人均青睞《詩經(jīng)》，教材愛從《詩經(jīng)》中選擇名篇。但在具體詩歌篇目上，三人的選擇很不一樣。魏校推薦閱讀整本《詩經(jīng)》；黃佐推薦《詩經(jīng)》中的《鹿鳴》、《關雎》等12首詩歌；呂坤則推薦《陟岵》、《伐檀》等22首詩歌。
呂坤認為，設立詩歌課程的基本目的，是調節(jié)學生的學習氣氛，怡養(yǎng)性情，以詩歌消除邪僻之心，所以他對詩歌教材的選編相當嚴格，要求選“古今極淺、極切、極痛快、極感發(fā)、極關系者”。在《蒙養(yǎng)禮》中，呂坤還進一步闡述了詩歌“艷冶家語，長欲導淫，切宜深戒，久則流于邪放，只是以理義之心行之便好”。用現(xiàn)代教學觀來理解，就是選入教材的詩歌要易讀易懂，有生活氣息，貼近社會現(xiàn)實，一些格調不高的詩歌不要選，以免學生從小學壞，充滿物欲。
在教學上，魏校在《嶺南學政》中所編訂的課程表要求，學生“午學”要抄寫詩章，并歌詠、記誦所歌詩章；《義學詩訓》的作者沈鯉在《義學約》中則規(guī)定，學生必須每天吟詩一首，次日放晚學時背過，“晚學”吟詩。
清代后期，甚至出現(xiàn)不提倡學詩的現(xiàn)象?！渡裢姟贰ⅰ肚Ъ以姟?、《小學詩》等，是清代一般小學必用教材，但“洋務運動”主要人物之一的丁日昌卻一本也不選，他在《社學章程》中僅推薦《小學》、《孝經(jīng)》等非詩歌類書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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